?戴维·马拉斯(David R.Mares)和哈罗德·特林库纳斯(Harold A.Trinkunas)是美国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巴西的强国梦:回顾与瞻望》(Aspirational Power:Brazil on the Long Road to Global Influence)是他们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视角研究巴西强国梦的一部合着。通过阐述巴西为实现强国抱负所做的种种尝试,作者分析了巴西为实现目标而目前重点偏向的软实力路径。巴西被视为一个新兴大国,尽管其种种尝试均宣告失败,但本书表明巴西将继续其全球影响之路,并且期盼在打下坚实良好的国内基础后再通过软实力路径来取得成功。在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就巴西该如何改善其战略给出了具体建议,并说明了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应该对巴西的崛起做出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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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马拉斯是中国拉美学界的老朋友,他的专着《拉丁美洲与和平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4月)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以及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者进行过深入交流。2017年春季和夏季还分别在外交学院和对外经贸大学进行短期讲学。戴维教授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伊比利亚拉美研究中心接待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本人还与清华大学合作培养了3名拉美研究专业的博士。


  一 、内容概要与观点


  《巴西的强国梦:回顾与瞻望》共分7章,该书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论述细致,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巴西颇有裨益。


  在第1章“巴西、新兴大国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中,作者指出,无论是帝国或共和国时期、独裁或民主,还是左派、右派或中间派执政,巴西历任政府都怀有实现重要全球影响力的远大抱负。由于巴西在地缘战略上处于特殊状态,故采取淡化硬实力而倚重软实力的策略,力图通过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占据外交领导席位以实现崛起。软实力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内模式吸引力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且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途径,否则其软实力途径将受限于国内局势的反复盛衰循环之中。结果是,最近几十年巴西对于当今强国的战略重要性未曾因此而得到提高。


  在第2章“从历史的视角解读巴西的崛起尝试”中,作者回顾了巴西在20世纪施展其强国抱负的经历。一战后的全球外交为巴西所倡导的全球政治理念——不干涉主义和平等的国家关系搭建了平台。巴西先后为跻身世界强国俱乐部做过三次尝试:(1)一战后试图获得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席位;(2)二战后希望谋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3)20世纪70年代,希望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领域与世界强国比肩。虽然巴西所做的这些尝试横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并采用了不同战略,但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三次尝试中,巴西的国内政治秩序不稳定是其强国崛起之路上的持久障碍。尽管巴西在20世纪没能实现其强国抱负,但巴西从实施与美国等主要国家结盟的政策转向寻求自主权,逐渐将自己定位为自由国际秩序中对强权政治的批评者。


  在第3章“推销巴西之崛起:从卡多佐到罗塞夫的巴西外交政策”中,作者就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三位巴西总统的外交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比较研究。自1995年卡多佐就任总统后,巴西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人称奇。卡多佐增强了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总统的外交参与程度。卢拉则将巴西外交的全球影响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派遣部队参加了远在黎巴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还在一系列关键的全球治理论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气候变化至核扩散,其涉足范围广泛。到2015年,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就其国内状况而言,巴西民主体制得以加强,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张,极端贫困几近消除。巴西在与国际地位相关的一些重要指标(人口、经济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国防开支和科学生产)排名上均有所改善。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种“独立的态度——无畏而不鲁莽——与巴西的规模和抱负相称”的策略。但由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罗塞夫领导下的巴西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这不仅是因为其软实力不断削弱,政府开支的限制也使得巴西一系列国际活动受到影响。巴西停止向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主要国际组织缴纳全额会费。与此同时,它还减少了海外发展活动,已无法实现卢拉在八年前绘制出来的崛起蓝图。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作者探讨巴西在三个关键领域(国际安全、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公域的监管)的影响力,以及南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


  在第4章“巴西、秩序制定和国际安全”中,作者分析了巴西关注的三大重点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联合国维和部队及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强国在使用硬实力解决国际危机时(尤其是以联合国名义行事时),如何实行克制的责任。巴西领导人发现,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并未受到美国制裁,而印度的核武器促使美国认可了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并将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要候选国。从巴西的角度来看,自己结束了秘密核武器计划并建立了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机构(ABACC)制度,为推动全球核不扩散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而美国对以色列和印度的做法实际上削弱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这表明美国关心的不是核扩散本身,而是核扩散者是谁。


  在第5章“巴西和经济全球化的多边结构”中,作者指出,南共市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项目是失败的。2011年,南共市区域内出口量占总出口的份额已经低于1997年单个成员国的出口。南共市与其说是经济一体化的手段,不如说它已成为成员国政治合作和文化一体化的重点。它们设法为南共市注入新的活力:与欧盟谈判达成贸易协定;扩大其成员规模,将委内瑞拉(2013年)和玻利维亚(2015年)纳入其中。委内瑞拉的加入几乎毫无裨益,这不仅因为委内瑞拉的市场与其他南共市国家实际上毫无联系,而且其经济互补性也很小。巴西和阿根廷各自通过开发其盐下层和页岩油储量均有可能成为主要的石油生产国,这进一步降低了与委内瑞拉经济的互补性。在贸易方面,巴西的市场比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更加封闭。巴西2010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为13.4%,而其他三国分别为7.7%、8.1%和11.5%。此外,其他金砖国家市场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开放,而巴西却变化甚微。巴西的贸易结构与中国和印度也不同:2000—2011年间,巴西制成品出口下降了50%以上,制成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3%。


  巴西第一个获得国际认可的国内政策是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开创了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小额现金转移的先河,使这些家庭得以保证子女入学并参加预防性医疗保健。这项计划使巴西约25%的人口受益(近1400万户家庭)。在该方案执行的第一个十年间(2003—2012年),巴西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从占全国人口的9.7%降到4.3%),基尼系数(在2012年为0.527)同期下降了15%。对于巴西这个曾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言,这些进步确实是成就斐然。


  在第6章“巴西与全球公域”中,作者介绍了巴西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和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战略。巴西逐步把自己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定位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希望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巴西的参与成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协议达成的关键。巴西是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责任概念的主要倡导者,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减排的大部分成本,不仅应在自身经济体内实现减排,还需要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直至2015年召开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巴西的战略才取得成功,其成功主要源于强调与当今世界强国搭建沟通的桥梁,而非与金砖国家和南方国家结盟。


  互联网治理综合了巴西国家政策三方面的关注焦点:实现技术发展、谋求有影响力的国际地位、制约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统治地位。巴西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在主要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上继续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合作,与世界主要强国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分庭抗争。这些新兴大国主张国际电联应在互联网政策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倾向存在明显冲突。直至斯诺登事件之后,巴西才远离俄罗斯和中国,转而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议程和多方利益攸关者模式,此时巴西才能够再次发挥桥梁作用。巴西的互联网行动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居于领导地位,巴西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软实力随之得到加强。


  在第7章“崛起之路:巴西缘何落败,该何去何从”中,作者分析了巴西强国梦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建议。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榜样的光环因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黯然失色。此外,猖獗的犯罪暴力、与警察拘押和杀戮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对前军政府暴行的无作为,都使巴西作为全球领先的民主国家的名誉蒙受阴影。由此,巴西自1907年签署《海牙公约》一个多世纪以来第四次与成为世界主要强国的梦想擦肩而过。在罗塞夫总统的第二任期,巴西迅速跌下神坛,国家形象尽毁,巴西民众被这一猝不及防的变化弄得晕头转向。2015年巴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国际资本市场对巴西丧失信心,巴西的信贷评级随之被下调。社会包容和减贫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巴西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型国企曾经是巴西的骄傲,却被爆出其合约签订存在问题,管理层接连卷入重大腐败丑闻,导致部分巨商被捕入狱,包括国会领袖在内的政府高官也被牵连其中且遭指控。巴西因而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罗塞夫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也降至个位数。2015年12月,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诉讼正式启动,直至翌年5月由副总统特梅尔代理总统职务。


  二、巴西强国梦的几点启示


  全书对巴西强国梦的剖析至少有以下四点启示值得广大读者进一步思索。

  第一,强国的定位。

  对于何谓强国也许有不同的含义,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富强之国和世界性强国。但凡发达国家,不论其幅员大小和人口多少,现在都被称为富强之国,其中西方七强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属于世界性强国,而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当下谋求的强国地位则介于两者之间,最后结果如何要看几十年后的历史进程才能判定。世界性强国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稳定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卓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还拥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且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着的话语权。总而言之,综合国力的强盛是世界性强国的首要条件,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世界性强国中保持着领先地位。冷战结束之后,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守成强国的美国,绝不轻易允许他人挑战其一强超霸的地位,因而对于另外两个世界性强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与崛起,就显得坐卧不安而虎视眈眈。


  巴西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谋求的强国地位,显然不是中俄那样的强国地位,它只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和话语权创造空间,以图对全球秩序规则产生影响并保护自身不为强权所逼迫。巴西全方位地参与了全球治理,涉足范围广泛,从伊朗核谈判到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和社会包容等。通过这些努力,巴西一直致力于对现有秩序做出某些修订,但决非试图颠覆、挑战现存的国际关系总体格局。从一战和国际联盟、二战和联合国、70年代的“巴西奇迹”和追求核电发展,到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会发现,巴西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规则接受者”。也许几十年后,当巴西具备足够的综合国力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它才能够对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真正地由地区性大国转变成世界性强国。显而易见,巴西希望成为强国的圆梦之路难免会长路迢迢。


  第二,用倚重软实力的渠道来谋求强国地位,实出于巴西自身捉襟见肘之迫,决非万全的求胜之策。


  软实力指的是国内制度、政策和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其在影响全球规则的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巴西只能部分地、间歇地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人所共知,成为强国的首要条件是强盛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离不开硬实力,尤其是经济总量关系重大。据IMF的数据,以2017年的GDP计算,巴西在世界十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巴西和加拿大)中排名第九,约为17592.67亿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与排名第二的中国(131735.85亿美元)和排名第六的印度(26074.09亿美元)相比尚有相当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GDP一共增长了2万亿美元,增额已经超过2017年排名第八的意大利全年GDP总额(19329.38亿美元)和巴西全年GDP总额。1991年巴西的GDP(4057亿美元)超过中国(3721亿美元),但2005年中国的GDP(22289亿美元)已大大地超过了巴西(7941亿美元)。2017年以GDP计算,巴西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7左右。与此同时,巴西在全球经济前十强中的排名已从2010年前后的第七位降至2017年的第九位。巴西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明显落伍了,因此只能借重软实力的策略以圆强国之梦。


  当然GDP总量与强国地位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如俄罗斯近几年已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十强之外,且2013—2017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负0.5%(世界为2.6%),2017年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甚至低于2010年,但俄罗斯以它当前的军事力量、资源潜力和外交影响力而仍被视为世界第三大强国。从印度的硬实力、地域优势和外交影响力来看,其综合国力的强盛也在巴西之上。巴西和印度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采用了不同的路径,前者是偏重于发挥软实力,印度代表的则是借重硬实力/地缘政治的路线。后冷战时代,世界正在步入一个以硬实力为主导(超强的经济实力、公开的军事力量、威慑战略、经济制裁与反制裁手段)的时代。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当下没有足够的全方位实力来实现其愿望并保持崛起进程。在实现世界性强国的目标方面,巴西可能比印度更不易。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软实力经常被政府误解为外交,实际上它是建立在国内模式吸引力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而非周期性的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途径,否则其软实力途径将受限于国内局势的盛衰循环之中。”


  第三,巴西的强国宏图缺乏周密的计划和连贯性。


  巴西渴望在国际秩序中实现崛起的愿望,从20世纪初算起共有4次高潮,但由于它国力不强盛,加之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并不稳固,因此接连落空。它预先并没有一个总体的强国方案,只是跟随国际形势的变动而在外交层面上进行多方周旋,为巴西在全球事务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威信,但这些成果也只是间歇性的,更没有反过来用于促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积极变化。众所周知,但凡强国总要经历一段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从历史上看,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上就超过了当时最强大的英国,到二战结束之后才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由于其国内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稳定,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美国的强国宏图与地位都是有目共睹的,决非过眼云烟。如以俄罗斯为例,普京自出任总统后就提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尽管国际上对4.0版的普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并敌视俄罗斯的外交路线,但俄罗斯的强国宏图与地位依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它保持了历史传统的连贯性。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尼赫鲁就力图发挥印度在全球的领导作用。再以中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到后来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然后正式确定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前后把中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的强国梦有鲜明的计划性和连贯性。


  毫无疑义,强国宏图首先要立足于国内,依靠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通过连续几代人的锐意进取和埋头苦干才能实现。巴西由于国内基础不牢固,实现强国宏图的难度非同小可。进入21世纪之后,它在实行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方面虽有长足的进步,但在治理方面缺陷甚多,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繁荣,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市场都不具备竞争力,国际市场的不利变化导致巴西经济增速减缓。巴西在南方国家的吸引力下降,不再是后者效仿和追随的对象。再则,巴西国内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市场过度干预,贪污之风盛行,民主制度又十分脆弱,加之多党政治的激烈冲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潮起潮落,政局动荡不堪。前总统卢拉已定罪入狱,他的继承者罗塞夫至今仍陷于多种罪名的司法诉讼之中,现任总统特梅尔也受到司法调查。巴西2018年10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无论结果如何,下一步巴西的发展前程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年卢拉提出的市场与社会计划相结合的“巴西利亚共识”(人称卢拉主义),不知何年才能重现辉煌。简言之,巴西迈向现代化与适应全球化的道路充满周折。


  第四,巴西在国际社会与列强之间协调、斡旋和谈判过程中常常处在进退两难、心余力拙的地位,难以有大作为。尽管它敢于发声,但囿于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之不足,使得巴西发挥积极倡议的空间受限。


  当今世界格局中,美国仍处于头号强国的地位,但凡涉及全球事务与国际规则,没有它的首肯什么事都难以办成。最明显的是,巴西对于达成1997年《京都议定书》协议和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起了关键作用。但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废除了巴西提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责任的概念,不愿意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义务。特朗普一意孤行,甚至对其欧洲盟国的劝阻也满不在乎。再如,在联合国,巴西代表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RWP)的概念以应对北方国家提倡的“保护的责任”(R2P)。“保护中的责任”不仅可以对硬实力的多边运用施以软实力的约束,也有益于巴西摆脱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受制于强权国家的困境。巴西对国家主权的关切使得它始终不愿实施干预之外的制裁,它提出在担负人道主义责任的同时必须限制强国的单边行动。巴西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展示其领导地位,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对RWP提出批评,认为这非但不能改进R2P,反而会成为其障碍。如今联合国已将RWP搁置一旁而致力于改进R2P。这表明巴西试图在国际维和领域维护正义的立场又一次遭遇失败。显而易见,只要美国在世界现存秩序中继续保持超级霸权地位,巴西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合理愿望就难以实现。对于世界强国中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和俄罗斯,美国都实行军事围堵、政治压制、外交牵制及经济制裁,遑论巴西的诉求和崛起。


  事实证明,巴西在国际现存秩序中获取影响力的宏图往往受制于其无法控制的情况。当它好不容易在强国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位时,却常常发现列强早已转移了阵地,而它也无力阻止强国做出这一转变决定。比如,国际贸易谈判的主要场所从世贸组织(WTO)转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它始终跟不上谈判主场转移的步伐。巴西相对轻松地度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复苏实际上基本是依靠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巴西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体现了它在打破美俄关系及美中关系僵局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在当今强国同意将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列入贵宾席时,它借助软实力崛起的路径才能取得成功。国内体制的弱点证明,巴西需要一个稳定且合法的政府、多元化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以及为其领导地位支付成本的实力。


  巴西作为现存国际秩序中对强权政治的批评者,将一直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软实力路径对其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巴西在未来十年能否恢复并再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愿意解决当前模式中的结构性政治和经济短板。这意味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来重整旗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意味着必须解决政府腐败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以避免不良政策选择和民众的不满。”


  三、结语


  巴西和中国相隔万里,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无论是中国走进巴西或巴西走进中国,均有赖于相互间的深入了解。庆幸的是,中巴双方没有历史矛盾,双边关系十分友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后,国际承认拖了一年多,直至1913年4月8日召开民国国会时,巴西第一个承认了中华民国。接着,秘鲁、美国、古巴和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先后都承认了中华民国。为庆贺巴西带头承认中华民国,民国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国公立学校4月12日放假一天,并悬旗以志友谊并表谢忱。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巴两国之间的交往开始逐步展开。1974年中巴两国正式建交。湖北大学的巴西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轫于1964年,1978年正式挂牌成立“湖北大学巴西研究室”。进入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也成立了巴西研究中心。目前我国对巴西和拉美的研究尚处于初始后的成长阶段。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不能不深入探究其文化和历史根源,包括哲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等领域。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一代代学者的贡献。但愿《巴西的强国梦:回顾与瞻望》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为当代中国人了解巴西提供些微的帮助。


  原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原题《<巴西的强国梦:回顾与瞻望>评介》注释从略


2019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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